如果比作一場球賽，英國脫歐帶來的震蕩可謂世界經濟2016年半場哨前的最出人意料的一場“暴風驟雨”。站在年中節點觀察，復蘇疲弱風險凸顯，應是當下世界經濟的最主要特點。從五個主要問題加以探討，更說明對遭遇“黑天鵝”事件的世界經濟而言，一個增長穩定、結構優化、民生托底的中國經濟對全球意義更加重大。

疑問之一：世界經濟更好了嗎？

2015年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經濟復蘇力度最弱的一年。因此，在2016年初，全球財經領域的一個重大疑問便是今年的復蘇態勢是觸底反彈還是繼續下行？

半年過后，“不太會更好，很可能更差”的答案正在向我們走來。世界銀行6月初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這樣總結：年初以來世界經濟持續疲軟，下行風險凸顯，復蘇仍在延續但力度差于預期。世行因此將今年世界經濟增速預期從1月時的2.9%下調至2.4%。

更早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同樣下調了世界經濟增速預期，并描繪出悲觀圖景：今后5年內，全球經濟產出甚至可能比正常情況下降近4%。這意味著，增長乏力的“新平庸”正在成為“新現實”。

伴隨而來的，是已經連續5年放緩的全球貿易，以及疲弱的全球投資。聯合國貿發會議預計，今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可能下滑10%-15%，并稱這正是“全球經濟脆弱性”的反映。

新加坡國立大學學者傅強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變得越來越大，各方面都出現更悲觀的局面。”日本富士通總研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趙瑋琳也表示，上半年世界經濟形勢變得更加復雜，“各種不穩定因素增加”。

有國際觀察人士還指出，在總需求不足、貨幣政策效用下降，以及財政政策空間縮小的大背景下，全球涌動的技術創新總體也尚未轉化為經濟增長“主引擎”，對增長疲軟的發達經濟體更是如此。在世行的最新預測中，今年美日歐經濟增長率僅分別為1.9%、0.5%、1.6%，均低于年初預計。

同在“上半場”，新興經濟體因為大宗商品“熊市”震蕩、全球金融波動，以及結構性桎梏難消等因素，也面臨更嚴峻挑戰。世行預計，除中國和印度仍能保持相對較高增速，俄羅斯和巴西今年經濟將分別萎縮1.2%和4%，衰退幅度也均大于年初時預計。

疑問之二：各國政策應對得力嗎？

形勢逼人，全球主要經濟體政府上半年都在調整政策，尤其是繼續保持、甚至加碼刺激政策力度，以呵護復蘇。不過，總體看來被動應對更多，主動調整不足。

在政策變化層面，美聯儲的加息“節奏”始終是焦點。去年底美聯儲實施了十年來首次加息，各方原本預計今年會再加息4次。但半年走來，美聯儲一直按兵不動，今年加息預期越來越低。在英國公投脫歐之后，甚至出現美聯儲可能再度降息的議論。

而在歐洲，“多事之秋”是上半年的關鍵詞：恐襲、難民潮、英國脫歐。面對如此局面，歐洲決策者所能依賴的最大政策工具就是歐洲央行貨幣政策。今年3月，歐洲央行加大寬松力度，加碼負利率政策，并進一步擴大資產購買計劃。而在英國公投脫歐之后，市場猜測歐洲央行或出臺更多刺激政策。

對于另一大發達經濟體日本，盡管貨幣和財政政策雙管齊下，也未能避免“安倍經濟學”的失效。早在年初，日本央行就宣布實施負利率政策刺激經濟，但進入6月，因經濟仍無起色政府無奈宣布推遲消費稅上調計劃。隨著國際資產價格波動造成日元匯率暴漲，沖擊出口和制造業，日本當局恐還將有所動作。

因為經濟形勢令人失望帶來的被動政策調整，并不限于主要發達經濟體。在主要新興經濟體中，發展中國家巴西和俄羅斯的應對也顯得被動而艱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彭斯指出，資源類產品的價格下跌與資本流動逆轉結合在一起，暴露出巴西、俄羅斯等國長期以來的增長模式缺陷。

相比之下，中國和印度的政策空間明顯更大。中國正不斷深化改革，經濟轉型效果已經顯現。而在印度，莫迪政府也在不斷推進改革，尤其是日前宣布的全面外資改革舉措受到各方贊譽。

環顧全球，學者傅強認為：“從宏觀層面看，很多國家政府或央行已經把政策彈藥打光了，現在手上牌最多的還是中國和美國……而中國政府的決策能力和實施力度又好于美國。”

疑問之三：世界經濟還有哪些風險？

“下半年更應關注各國政治形勢，因為政治方面的變化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經濟。”這是趙瑋琳預判世界經濟前景首先談到的重點。6月底的英國公投脫歐已經成為影響上半年世界經濟的最大“黑天鵝”事件，并引發對歐洲一體化甚至全球化進程逆轉的擔憂。

還有沒有更大的“黑天鵝”？目前全球投資者對11月美國大選“心存憂慮”。有媒體認為共和黨競選人特朗普是“美國繁榮和安全的最大威脅”，其一旦當選，或將給美國金融和經濟帶來沖擊，進而影響全球市場乃至世界經濟。

其次，和美聯儲加息節奏密切相關的美元匯率走勢也仍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不確定因素。在一個前景更不明朗的世界經濟大環境里，其可能引發的全球資金流向變化可能成為動蕩來源。

衡量美元對6種主要貨幣匯率的美元指數在英國脫歐公投后已上漲約2%。基石宏觀咨詢公司經濟學家羅伯托·佩爾利說，對于新興經濟體來說，要謹防美元走強造成新一輪資本外流。

再次，全球性經濟危機和衰退風險依然存在。摩根士丹利近期發布的研究報告警告說：“全球性萎縮風險仍在上升。”報告說，私營部門風險厭惡情緒不斷擴散，企業和投資者坐擁大量現金，不愿擴大再生產和投資風險資產，實體經濟不斷“失血”。

國際清算銀行日前也警告說，全球經濟面臨債務水平高、生產率增速低、政策回旋空間窄的三大風險，并呼吁各國盡快采取政策行動。

疑問之四：世界經濟復蘇提速還缺什么？

迄今為止，世界經濟復蘇沒有出現很多人期望的“V型”或“U型”，而更像“L型”。對此，美國著名經濟學者薩默斯提出“長期停滯”理論，認為在經濟危機結束后，低利率和低增長會長期共存。面對不樂觀前景，有專家學者提出了打破或者改善困局的一些解決之道。

首先，加強全球政策協調至關重要。在政治風險對經濟外溢影響加劇、全球資本無序流動加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金融市場波動加劇情況下，各國經濟政策如果惡性博弈，而不是良性互助，則大勢堪憂。這也是9月將在中國杭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備受關注的原因。如果主要經濟體加強宏觀政策協調，向市場傳遞積極信號，無疑有助于提振信心、改善預期。

其次，對有條件的經濟體來說，除了維持低利率外，還應進一步放松財政政策，并提高政策有效性和針對性。美歐都在考慮進一步擴大以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的財政開支。在此方面，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超越國家范圍，以區域經濟、產能合作和聯動為突破點，尋求增長之道。

再次，無論對于發達還是新興經濟體，進一步推動結構性改革仍是尋求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關鍵。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努里爾·魯比尼就強調：“世界經濟陷入投資減少、生產率提升緩慢、貧富差距擴大、支出難以增加的惡性循環，改變這一切所需要的就是進行結構改革。”

疑問之五：中國經濟是否還是“穩定器”和“發動機”？

中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動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其作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穩定器”的角色會否削弱？

今年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速達6.7%，居民消費價格漲幅2.3%，新增就業318萬人，顯示中國經濟增長仍在合理區間。而5月份的最新數據顯示，工業生產和消費開支仍呈現穩步增長態勢，工業部門整體情況保持穩定。

在不久前天津舉行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李克強總理表示：“中國經濟今年一季度實現了6.7%的增長，二季度以來仍然以穩定的態勢在向前發展。”并且，中國經濟的如此成就是“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的背景下實現的”。

當前全球經濟大概三分之一的增量來自中國，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李稻葵表示，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這一格局不會改變。他還認為：“從長遠看，中國經濟今天增長速度稍微慢一點，借此機會調整到位，未來能夠對世界經濟作出更大的貢獻。”

彭博新聞社援引麥格理證券公司中國經濟部門負責人拉里·胡的話說，目前中國經濟增長依然平穩，這讓政策制定者有更多時間來專注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參與記者：馬玉潔、錢錚、高攀、王正潤、荀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