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大數據方法的研究結果顯示：自2014年以來，“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的總體水平從“潛力型”提升至“良好型”，而“薄弱型”國家減少了三分之一。
課題組組長、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副主任、瞭望智庫研究員王繼民教授表示，利用大數據方法形成的評估結果，揭示了“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未來建設的重大挑戰——在整體成效提升明顯的同時，發展不均衡問題進一步凸顯，包括：中國與各區域互聯互通程度差異顯著，各區域內差異明顯以及不同區域、國家的互聯互通各方面發展差別較大等。
該報告底層數據主要來自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中國國家統計局等部委和國內外權威研究的公開報告或年鑒，也引入了互聯網大數據，綜合專家打分，形成了以客觀數據為主、結合主觀評估的多維度評價指標體系。
從“潛力”轉向“良好”
自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至今，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表達了對這一倡議的支持，中國已與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50余份“一帶一路”相關合作協議，以亞投行、絲路基金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斷深入，一批有影響力的標志性項目逐步落地。“一帶一路”建設從無到有、由點及面，進度和成果超出預期。
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說，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的血脈經絡。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其內涵之一就是打造現代版的互聯互通：通過實現全方位的互聯互通，將歐亞大陸兩端，即發達的歐洲經濟圈和活躍的東亞經濟圈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并且帶動歐亞大陸廣大腹地區域的發展，進而輻射到亞洲、歐洲、非洲，促進形成統一的歐亞大市場，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總體架構，從根本上提升世界貿易體系的自由活力。
血脈相通，經絡貫通，可以具體分解為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這“五通”。
而自“一帶一路”建設啟動以來，對于“五通”的整體情況急需全面、客觀、科學的評估，這不僅指對現狀的認識，也包括若干年來的比較性分析。在此背景下，瞭望智庫與北京大學“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指數課題組合作，通過大數據方法形成了聚焦互聯互通的評價報告。
該報告采集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63個國家（因數據缺失而未計入巴勒斯坦）的76個互聯互通數據，其5個一級指標為“五通”，另有15個二級指標和45個三級指標。
課題組副組長，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翟崑介紹說，以政策溝通為例，二級指標包括政治互信、合作機制、政治環境3個，三級指標則包括高層交流頻繁度、伙伴關系、雙邊重要文件數等9個。
根據測算結果，課題組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聯互通的發展現狀分為“順暢型”（70分及以上）、“良好型”（50分-70分）、“潛力型”（30分-50分）、“薄弱型”（30分以下）四個等級。
總體而言，“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水平總體從2015年初的“潛力型”提升至“良好型”，成效顯著。
具體來看，63個國家中“順暢型”5個，占比7.9%，數量與2015年初持平且名單未發生變化；“良好型”34個，占比54.0%，數量幾乎是2015年初（18個）的兩倍；“潛力型”21個，占比33.3%，較2015年初（31個）大幅減少；“薄弱型”3個，占比4.8%，僅為2015年初（9個）的三分之一。
而從“五通”評價體系的一級指標來看，平均分分別為10.9、10.4、9.8、10.3、10.7，其中“政策溝通”效果評價最好—— 2013年以來中國國家領導人帶頭推動“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政府層面的合作牽引力強大，政策溝通的各項關鍵指標都得到了提升。
“貿易暢通”分值相對較低，可見貿易保護主義和市場壁壘仍是重大挑戰。而同時，隸屬于“民心相通”的雙邊旅游活動等統計項，都有顯著上升。
11國“全面暢通”
就具體國別看，俄羅斯一直位于“五通”評價排名首位，政策溝通、設施聯通、民心相通均居第一。中俄之間的貿易暢通評分排在第六名。
在總排名中，新加坡、馬來西亞、阿聯酋、哈薩克斯坦位居第二至第四。相比2015年初的數據，新加坡取代馬來西亞上升至第二位。
以上國家在“五通”中的某一項均有較為突出的表現，例如新加坡在貿易暢通和資金暢通中名列第一。不過，這兩項指標并非來自兩國之間的貿易量或資金量。
根據《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貿易暢通是指著力研究解決投資貿易便利化問題，消除投資和貿易壁壘，構建區域內和各國良好的營商環境，積極同沿線國家和地區共同商建自由貿易區等等；資金融通，是指深化金融合作，推進亞洲貨幣穩定體系、投融資體系和信用體系建設，擴大沿線國家雙邊本幣互換、結算的范圍和規模，推動亞洲債券市場的開放和發展等等。
兩年來，名次上升幅度較大的國家是塔吉克斯坦（8名）、阿曼（7名）、波蘭（7名）、斯洛伐克（6名）；名次下降最大的是土庫曼斯坦（8名）、巴林（6名）、伊朗（6名）、烏克蘭（5名）。
王繼民表示，在測算的63個國家中，阿聯酋、波蘭、俄羅斯、哈薩克斯坦、馬來西亞、蒙古、泰國、新加坡、以色列、印度尼西亞、越南等11個國家的五個一級指標得分均較高，五大領域較為均衡，較2015年初“五通”較為均衡的國家數量（4個）有大幅提升。
阿曼、菲律賓、格魯吉亞、捷克共和國、卡塔爾、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印度等9個國家，在貿易暢通和資金融通方面較為突出。
埃及、巴基斯坦、白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柬埔寨、老撾、孟加拉國、塞爾維亞、斯里蘭卡、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匈牙利、伊朗等13個國家，在政策溝通和民心相通方面得分較高。
以上22個國家都在特定領域發展較好，為進一步加強互聯互通奠定了良好基礎。
阿塞拜疆、愛沙尼亞、巴林、保加利亞、拉脫維亞、羅馬尼亞、前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斯洛伐克、亞美尼亞等9個國家的“五通”一級指標，得分均處于中等水平，無明顯短板，后續潛力巨大。
阿爾巴尼亞、黑山、克羅地亞、黎巴嫩、立陶宛、緬甸、摩爾多瓦、尼泊爾、斯洛文尼亞、土庫曼斯坦、文萊、烏克蘭、約旦等13個國家，雖然多數一級指標得分屬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存在明顯弱項，其短板或影響后續發展。
阿富汗、波黑、不丹、東帝汶、馬爾代夫、敘利亞、也門、伊拉克等8個國家，則需要全面加強“五通”。而此類國家的數量較2015年初減少了4個。
未來應著力均衡發展
對比2015年初數據，當時“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的首要挑戰是暢通水平整體較低，“聯而不通”、“通而不暢”、“通而不融”等現象普遍存在。
而從2017年初的數據看，互聯互通整體水平有所提高，而不同層面、性質的不均衡問題則凸顯出來。
眾所周知，“一帶一路”跨度空前，沿線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距較大，政治結構、經濟模式、社會管理體制各不相同，造成了與互聯互通水平的巨大差異。即使在同一區域內部，或是同一國家的“五通”諸方面，評價結果也有顯著差距。
王繼民說，中國與各區域互聯互通程度存在差異，周邊區域得分較高，特別是東南亞地區得分最高，達59.12，其次為中亞與蒙古（56.10）、俄羅斯及周邊地區（54.27）。中東歐與西亞北非的得分較為接近，分別為50.81和50.78，南亞地區得分為44.97。
從各區域內看，其均衡性也有待提高。俄羅斯及周邊地區、西亞與北非、南亞地區的內部離散程度較高。例如，俄羅斯及周邊地區中，俄羅斯得分“一家獨大”；西亞及北非地區測量對象眾多，最高得分與最低得分相差較大。
同時，中東歐地域雖然測量對象最多，但其內部離散程度卻較低，區域內各國與我國的互聯互通程度差異較小。
評估也顯示，不同區域“五通”發展各具特色：東南亞地區政策溝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三項得分均大于12，其中貿易暢通和資金融通得分在六個區域中排第一，總體優勢明顯；中亞與蒙古地區政策溝通得分優異，在六個區域中排名第一，而資金融通、貿易暢通以及民心相通三項只排在第三；俄羅斯及周邊國家在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方面表現優秀；中東歐地區各項得分較為均衡，除設施聯通排名靠前外，其余均處于中等偏下水平；西亞北非和南亞地區雖整體得分相對較低，但具有一定地緣特色，其中西亞北非地區設施聯通和貿易暢通優勢明顯。
而從評估結果看，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個一級指標的方差（該數據分布范圍的大小）分別為6.6、6.3、6.8、11.1、8.5，差異明顯。而政策溝通、設施聯通和貿易暢通各國得分的方差在6.5上下，遠小于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得分的方差，說明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國別差異較高。
王繼民認為，隨著“一帶一路”進入新階段，需要有效彌補跨國合作短板，有針對性地解決與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互聯互通問題。如加強與巴基斯坦、老撾等的設施聯通和貿易暢通，提升與卡塔爾、捷克共和國等的民心相通。
下一階段，在繼續提升其他幾型國家互聯互通水平的同時，應集中針對“潛力型”國家的弱項，投入資源、補齊短板，從而使“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的整體水平快速提升。
對比2015年初和2017年初的數據，互聯互通建設面臨的挑戰已經明顯變化。而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逐步落實，相關變化還會繼續。因此，課題組認為，應借助大數據研究方法，建立針對“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情況的動態評價機制，做出全面、科學、客觀的評估，為政府、企業、研究機構提供更為翔實的數據支撐和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