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BP集團對世界能源市場在未來二十年的發展作出了預測。對于近年來全球日益關注的碳排放，BP預測，未來二十年全球碳排放量仍將繼續上升，但年均增長率僅為0.6%，僅為過去二十年平均年增速的三分之一。

BP集團首席執行官戴德立表示：“全球能源格局正在改變。傳統的需求中心正在被快速增長的新興市場超越。在技術進步和對環境關注的驅動下，能源結構正在轉變。我們的行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適應這些不斷變化的能源需求。”

碳強度是指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一般情況下，碳強度指標隨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而下降，碳強度反映了每個行業主要燃料碳消費的加權平均值。電力行業歷來屬碳消費密集型，2016年其二氧化碳產生量為48千克/兆瓦時。2016年美國五大能源消費行業中，工業部門消耗一次能源每單位產生的二氧化碳最少，為44千克/MMBtu。

燃燒時產生二氧化碳的主要燃料包括煤、天然氣、餾出物加熱燃料、柴油、汽油和丙烷。這些燃料具有不同的碳強度：最高為煤炭，約100千克/MMBtu，具體碳強度還要取決于煤種;最低為天然氣，為53千克/MMBtu。有些能源的使用幾乎沒有二氧化碳排放，如用于核電廠的鈾和水電、風能和太陽能等可再生燃料。

工業部門能源使用碳排放量相對較低有以下原因：紙漿和造紙工業占工業能源消耗總量約7%，是生物材料的大量消費者。環境影響評估的碳濃度計算采用的慣例，是不將生物質燃燒排放視為與能源有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因為生物燃料是在生長階段從大氣中吸收二氧化碳的自然循環中部分產生的。同樣的標準也適用于其他行業使用生物燃料，如住宅部門的木柴取暖和運輸部門的乙醇消耗。

工業部門中大約15%比重的化石燃料使用了塑料和其他非能源產品形式的一些碳。這種碳沒有以二氧化碳的形式排放到大氣中，故不計入該部門的排放總量。

電力部門的碳排放量最近已開始下降，主要因為美國電力系統從燃煤發電轉向碳排放較少的天然氣和無碳可再生能源，如風能和太陽能。

幾十年來電力部門的碳強度平均為60千克/MMBtu。在2016年碳強度下降到48千克/MMBtu，這一強度略低于天然氣的53千克/兆瓦時。換句話說，美國所有用于發電的燃料(煤、天然氣、石油、核能、可再生能源)的燃燒加權平均值，現在都低于天然氣的碳強度。

由于四個最終用途行業(工業、住宅、商業和交通運輸)也消耗電力，所以與發電相關的排放量可歸因于各部門在電力銷售總額中的份額。交通部門電力消耗很少，所以不管這些來自電力行業的間接排放是否包含在內，碳強度幾乎沒有差別。而對于工業、住宅和商業，包括電力生產的間接排放就改變了這些行業的碳強度。

前幾年，與電力生產相關的間接排放往往會增加部門的碳強度,然而隨著電力行業碳強度下降，從2012年開始，商業部門也不再如此了。2015年起住宅部門也不再如此了。只有工業部門，與電力生產相關的間接排放仍然提高了整體能源使用的碳強度。

強度低并不表明效率高。貧窮的農業國家碳強度均較低，但效率并不高;強度高也不說明效率低。如產品的能源效率高，但并未能全部出售變現貨幣，則單位GDP的強度同樣高。一般情況下，碳強度指標隨著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而下降。碳排放強度取決于化石能源的結構、碳排放系數、在能源消費總量中的比例、技術進步、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變化、農業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與規劃等因素。

一般情況下，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強度指標隨著時間(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而下降，按這一自然下降趨勢作出的承諾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如果要承諾低于這一趨勢，則很可能表現出制約影響，因為資金、技術等均屬于稀缺資源。

對于發展中國家，如果有資金、技術的保障，則強度承諾在近期是可取的，但經濟規模的擴大需要同一技術的重復利用，因而強度并不能隨經濟增長而線性遞減。從長遠看，這可能對發展中國家不利。

對于發達國家，由于資金、技術和完善市場制度的保障，短期作出強度承諾是可行的;而長期來看，因人口穩定，發展飽和，規模擴張較為有限，強度承諾也不會產生不利影響。但由于發達國家現有強度水平低，進一步大幅降低的難度較大。

碳強度指標受增長、匯率、通貨膨脹等經濟波動影響較大，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缺乏較為嚴格的客觀科學性。

近年來，全球頻發的極端天氣一次次地警示人們：氣候變化已成為不容忽視的巨大挑戰，從而聚焦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目光。而中國將加大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力度，爭取到2020年實現碳強度降低40%—45%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