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鑒強：過去的5年，也就是“十一五”期間，中國單位GDP能耗下降19.06%，因此有人認為“十二五”期間，單位GDP能耗應下降20%，也有人提出18%。你的建議是多少？

　　潘家華：我個人認為15%比較合理。

　　劉鑒強：為什么比過去的5年要保守？

　　潘家華：我們先來看一下“十一五”期間的數據。“十一五”計劃單位GDP能源消耗降低20%，全國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別下降10%。實際完成情況是，單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9.06%，但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別下降12.45%和14.29%，超額完成目標。這說明，只要加大投資，常規污染物的排放總量就可減少。但對單位GDP能源消耗控制并非如此，因為只要增加投資，就有能源消費增長。

　　“十二五”期間不可能再有“十一五”那樣的能源強度下降，因為在“十一五”期間，小火電、小煉鋼已關掉很多，“十二五”期間沒什么可關的了。再說中國的規模以上企業能源效率已接近世界水平，火電效率比日本高，汽車燃油效率比美國高。所以說，“十二五”期間單位GDP能源消耗降低必須低于“十一五”。

　　劉鑒強：“十二五”期間的經濟增長目標是多少？單位GDP碳減排與其關系如何？

　　潘家華：制定“十二五”減排目標必然與經濟增長相關聯。“十二五”期間，各省市的GDP目標仍很高，比如北京、上海、浙江等發達地區是8%，而重慶的目標是13.5%。有一個能源消費彈性系數，比如“十五”期間，1%的GDP增長，就有1%的能源消費增長，“十一五”期間，1%的GDP增長，有0.7%的能源消費增長。那么，“十二五”期間，即便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彈性系數也會達到0.5。如果全國平均GDP增長達到10%上下，能源消費增長也會達到5-7%，GDP增長8%，能源消費增長也會達到4%。以這個來計算，“十二五”期間的能源強度下降也沒有“十一五”多。

　　劉鑒強：“十二五”期間碳減排還面臨什么樣的困難？

　　潘家華：首先是地區分化問題。東部發達地區減排量大，減排成本高，壓力大，不希望承擔過多。中西部地區為了經濟發展，要承接東部轉移的高耗能工業，不但不想減排，還想上升，所以中西部也不愿減。大家都不愿意減。中國政府體制是自上而下的管理系統，中央政府強迫各地減排，各地政府為完成任務，只好拉閘限電，于是就出現了醫院也停電的現象。

　　劉鑒強：你的建議是什么？

　　潘家華：減排不應該采取一刀切的簡單行政管制，應根據各地情況不同，提供彈性空間。比如可允許跨時間段來執行，像北京，“十二五”期間減不了那么多，可不可以在“十三五”期間多減點？也可允許地區之間進行減排交易，北京減排成本高，就可拿錢到山西去購買碳減排。

　　另外，中國為了碳減排，大力開發可再生能源，但一定要注意兩個悖論：一，大力開發可再生能源，必然大量增加化石能源消耗，因為風能、太陽能都是間隙性發電，為了調峰，必須發展化石能源；二，可再生能源成本高，必須對其進行補貼，但補貼的錢從哪里來？羊毛出在羊身上，必須是從化石能源上來。所以，在目前，中國不宜“風光大躍進”，因為技術不成熟，應加大研發，而不是大規模布局。

　　劉鑒強：如果這樣，中國能在2020年完成單位GDP碳排放減少40-45%的承諾嗎？

　　潘家華：與這目標是吻合的。“十一五”的單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9.06%，意味著單位碳排放下降了20-21%。“十二五”期間如果完成15%，那么“十三五”期間再完成5-10%，就可完成承諾。所以，作為一個研究人員，我對“十二五”期間的目標建議是15%左右，不低于13%，不高于17%。

　　劉鑒強：你的目標建議，與很多中國學者、官員和NGO的不同。比如說，我們也要發表WWF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楊富強的文章，他就認為“十二五”應保持20%的目標。

　　潘家華：我并不認同激進的建議。像大力減排造成醫院限電的后果，是非常壞的例子。中國應該負起責任，要關注民生，不能只強調減排，不顧國計民生。如果中國不顧后果地減排，在世界上有了發言權，對其他窮國也做同樣的要求，世界怎么辦？所以，我并不贊同激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