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2009年哥本哈根峰會中國代表團的其他成員一樣，地質學家丁仲禮怒火中燒地返回祖國。這次飽受爭議的會談并沒有找到解決如何來合理地控制二氧化碳（CO2）排放的方法。一些觀察家指責中國、巴西和印度等新型大國拒絕綁定減排。丁仲禮與其他的同胞們卻對他們所看到的不公平而憤憤不平。“1990年以前，發達國家排放了如此之多的二氧化碳。他們應當為此做些什么。”丁仲禮表示。“我們需要用一種公平的方式來分配排放權。”

　　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被證明是很難找到的，而京都議定書將于2012年過期，剩下的時間不多了。為了各國能達成共識，中國正在通過關閉低效率的燃煤電廠和限制能源消耗來加緊大幅降低能源強度。近日，國務院批準一項方案推動低碳能源并在2015年前將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削減17%。然而這些努力掩蓋了中國的碳收支表上巨大的不確定性：究竟這個國家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同時其國土范圍又吸收了多少。

　　作為中國科學院的副院長，丁仲禮正在領導一個雄心勃勃的項目旨在回答這些疑問。在緊接著哥本哈根會談之后的給溫家寶總理的一封信中，丁仲禮建議中國對氣候科學和排放監控進行大規模的投資。結果就是剛剛啟動的一項為期五年近8億人民幣的項目，該項目將編制一份二氧化碳排放清單，探索碳封存以及中國如何適應氣候變化，調查氣候響應是如何提升溫室氣體水平的。該項目將涉及來自20多個中科院研究所和4個其他的政府部門的幾百名科研人員，包括負責經濟計劃的實權部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項目的啟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今年早些時候，丁仲禮試圖為項目尋求廣泛的支持時遭遇到了來自其他部門的阻力。部分原因是丁仲禮公開的挑戰有關氣候變化的科學共識的某些方面，比如是否當前一致的目標——比如控制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在450ppm以下并限制全球平均溫度上升2攝氏度——是有意義的。丁仲禮認為氣候并不會象模型預測的那樣對二氧化碳水平的上升如此敏感。“如果看看過去200年里的數據，你會發現有很多的不確定性，”他表示。在2010年3月接受中國中央電視臺的采訪時，丁仲禮曾直率地將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使用計算機模型預測溫度上升比作算命先生盯著水晶球。

　　一些中國的科學家質疑丁仲禮的動機。“通過懷疑IPCC的發現來達到緩解中國減少碳排放的壓力并不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一位IPCC中國籍委員表示。但丁仲禮堅持認為，新項目是一個純粹科學的工作，它將顯示中國對嚴肅的氣候研究的承諾。

　　經過幾個月的內部討論，中國的科研界已經大規模的集結到這個項目周圍，該項目已經逐步發展得比丁仲禮的初衷更廣更雄心勃勃。一個主要的新目標就是利用中國本土的超級計算機和衛星影像加強氣候建模能力，進而調研溫室氣體排放是如何影像氣候變化的。

　　科學家們也將試圖全面地計算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該項目將計算各個經濟領域的排放情況，這依托研究人員來搜集諸如建設、農業、采礦等各個類別的能源使用數字。丁仲禮表示，這些碳數據將被編譯成一個國家級數據庫，并提供給發改委，發改委將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報告溫室氣體排放情況。

　　北卡羅萊納州阿巴拉契亞州立大學的環境學家Gregg Marland表示，我們歡迎對中國的排放更好的了解。Marland還是IPCC2006年國家排放清單的主要作者。在一份2008年的分析中，Marland和他的同事們斷定，對中國二氧化碳排放的估計可能被低估了20%之多，與此對比的是，美國的數據最大的誤差不超過5%。Marland表示，因為中國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排放的二氧化碳都多，任何一個大的錯誤都會造成全球總量的偏離。“中國的排放量如此巨大，所以這至關重要，”他表示。

　　丁仲禮希望該項目也將說明中國的國土范圍吸收了多少二氧化碳并確定封存地點。包括此前被低估的那些比如沙漠和卡斯特形成物等在內，中國的碳匯被認為每年能吸收2.6億噸二氧化碳——大致相當于美國的總量。中國希望能在2020年前通過保護和造林將整體碳匯增至4.16億噸。為了確定這些數字，中科院的研究人員們將分別到上千個網站上去搜集大氣數據。其他小組將審查中國的六個大規模造林項目以跟蹤森林吸收的二氧化碳，這是自然沉降的主要方式。

　　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能源專家龐忠和與丁仲禮有著一樣的觀點，認為二氧化碳排放和溫度的上升間的聯系需要更多的證據來證明，他表示這個項目將幫助引導中國的氣候政策。舉個例子，如果研究結果表明中國低估了其碳匯的存儲容量，氣候談判代表就可以要求修訂，因為中國排放量的較大一部分都被抵消掉了。

　　該項目確實會給談判代表更大的科學影響力。在未來的氣候變化峰會上，中國的談判代表將能把更高質量的數據帶到談判桌上——一個貢獻就是將“增加他們的議價能力，”物理學家Feng An認為，Feng AN是位于中國北京和美國加州洛杉磯的能源和交通運輸創新中心的執行主任。

　　丁仲禮充分意識到國際社會可能會對這個項目持懷疑態度。然而，他表示，“最重要事情是收集足夠的數據。”至少在這一點上，是毫無疑問的。